为什么要秋后问斩？是为了让犯人帮家里老人收完粮食再动刑吗？

秋后行刑，的确是与古代农业发展有一定的关系。

秦朝时期施行的是“四时行刑”，一年四季任何时候都可以执行极刑。

汉朝承袭秦朝制度，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，对行刑的时间也没什么限制，刘邦夷灭韩信、彭越三族都是在春夏时节。

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之后，阴阳五行与董仲舒的新儒学中的时令思想被重视了起来，秦朝的“四时行刑”的做法，逐渐变成了秋冬季节行刑。

汉宣帝时代，汉朝正式出现了每年秋季的最后一个月，将重大疑难案件呈报皇帝请求定罪的相关制度，极刑的执行时间也确立在了秋冬季节。

东汉时期，汉章帝下诏：“朕咨访儒雅，稽之典籍，以为王者生杀，宜顺时气，其定律，无以十一月，十二月报囚。”原来冬天的三个月都可以审理囚犯的制度，正式改变，定在农历十月进行，即“汉旧事断狱报重，常尽三冬之月，是时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”。

换句话来说，秋冬行刑的想法与做法，从汉朝出现奠定，此后一直被沿用，直到清末。

按照旧唐书的记载，高宗永徽二年，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获罪，高宗下令不等行刑的时节就立刻处斩，结果于志宁上疏阻止，认为诬告并非恶逆之罪，依法还是要等到秋分才能处决，最终高宗李治同意了他的意见，推迟了执行。

宋代，也大致沿袭了唐朝制度。

宋真宗时，殿中侍御史赵湘曾上疏，建议恢复汉章帝时代的做法，不过宋真宗并没有同意，觉得时代不同了，如果还效仿几百年前的做法不太好。

元朝规定：于禁刑之日决断公事者，罚俸一月，吏笞二十七，记过。

也就是说，元朝时期如果在不该审案执行刑罚的时间决断案件，还要受罚。

明朝的法律，也明确规定立春以后、秋分以前不能执行极刑，停刑的日子是初一、初八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八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八、二十九和三十日，若是有在立春之后秋分之前处执极刑者，杖责八十，就算是十恶不赦，在禁刑日决断的话，也要笞责四十。

虽然汉朝之后，秋冬季节执极刑成为了惯例乃至于明法，但也并非是绝对的。

隋文帝曾在六月发怒，要用棒杀人，大理寺卿赵绰上疏阻拦，认为季夏之月，天地成长庶类，不可以此时诛杀。

隋文帝道：六月虽曰生长，此时必有雷霆，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，我则天而行！

换句话来说，当时秋冬行刑的想法已深入人心，但董仲舒那一套天人合一的学说也存在很大的缺陷，留下了不少的随便解释的空间。

《唐律疏议》第四百九十六条：犯恶逆以上，及奴婢、部曲杀主者，不拘此令。

宋朝时规定，天下犯十恶、劫杀、谋杀、故杀、斗杀……至死者，每遇十二月，权住区断，过天庆节即决之。

所以说，有些人是不用等到秋后的，即“唯强盗则不待秋后”。

可以说，秦朝之后的两千年里，基本都沿用了秋后问斩的惯例甚至是成问法，那么古代的人为何要选择在秋后这个时间段来执行极刑呢？

农耕时代，人口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，春天与夏天都是农业耕种的时节，需要大量的人力前去经营，有时候，甚至也需要囚犯前去参与其中。

春夏时节甚至是秋天都不能轻易处决犯人，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。

秋收之后，农业活动基本停止，秋后冬天往往也都比较清闲，因此选择在这个时候执刑。

说到底，还是因为古代人口不足、生产力相对比较低下造成的原因，必要时期还需要死囚。

这个原因与第一个原因是相互承接的，法律不仅仅是为了惩罚罪人，同时也要对其他人起到警示与告诫的作用。

春夏时节，人们忙着耕种等生产劳作，根本也没什么空暇时间来观刑。

古代普通人极少能受教育，进行普法工作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亲眼所见。亲眼看到之后，才能告诫世人，若是没人看，也难以起到作用。

秋季收获之后，所有人基本都闲暇了下来，官衙朝廷选择在这个时期来执刑，也就是为了故意让人们有时间前去观刑，以此起到震慑的相关作用。

汉朝秋冬行刑的出现，也是建立在法天顺时的基础上的。

古人敬畏自然万物，遵循天道，认为天地万物都是被上天所支配，一切的行为都需要符合天意才可以，而刑杀、赦免也不能违背天意。

古人觉得天人合一，春夏时草木生长，秋冬一片萧瑟，人的生死也要符合顺应自然。

因此，在萧瑟的秋冬季节处斩罪大恶极之人，这也顺应天道符合自然规律。

换言之，古代之所以秋后问斩，除了有所顾及农时、震慑与普法之外，其实并没有其他太多的现实作用，主要就是古人顺应自然的一种传统想法而已。